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干校宿舍经常变动，林绍纲和郭小川曾同住一个房间。郭小川年过半百，神经衰弱，有肝病，每晚临睡前都要吞一大把红的黄的药片，然后点一支烟，钻进被窝。林绍纲经常听到他用手拍打被子、弹烟灰，嘴里念叨：“糟了，又烧了个窟窿。”

《200亿美元！上海2020年预计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》李莹所在的中心，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，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，并向我们求助，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，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，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，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，受害者不止一位，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，不敢站出来”。